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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全球供应链深刻重构，中国如何打好攻防战？

      • 2024/2/28 10:54:33|文章来源：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记者 郑青亭|评论：网友评论 0 条
        “制造业回流”、“中国+1”战略、“安全的第二选择”……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，供应链的话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高度关注。

        凭借世界上规模最大、门类最全、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。但与此同时，随着美国对华贸易战、科技战的全面升级，美国层层加码的“脱钩断链”政策也对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挑战。

        在此背景下，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副所长、工信部智库专家林雪萍在《供应链攻防战》一书中提出，供应链是一种隐形国力，它关乎企业生存，关乎国力较量，也关乎民生。“供应链已然超越以往，成为企业与国家的角力场。”

        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，过去，在全球化的演变过程中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超级工厂模式，中国供应链成为全球化运转良好的基石，美国和中国则是塑造这一格局的关键力量。现在，由于供应链的分散化和欧美“脱钩断链”的风险抬升，这一模式正经历巨大挑战。

        他在书中指出，“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东南亚或印度对中国制造的替代性，这些地方的种种劣势被反复提及。然而，跨国企业正在考虑那里，以便躲避地缘政治危机。”

        他在接受采访中进一步指出，例如，越南的供应链仍非常依赖中国，特别是在服装和机电方面，这使得越南对中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，而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。这表明越南需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，然后在本地装配后向美国出口。在印度和墨西哥也是类似的情况。“按照美国对供应链的设计逻辑，他们希望逐级把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，长远来看，这对中国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”

        在美国对华重重围堵之下，他表示，在当前国家参与的力量越来越显著时，中国企业的供应链组织方式也需要重新设计，以在全球市场应对国家级的角力。他呼吁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公共支撑平台，为企业提供金融、情报、物流等多方面的配套服务，以保护它们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。

        供应链安全成为企业重要考量

        《21世纪》：请首先谈谈为什么会关注这样一个话题？

        林雪萍：这本书起源于2018年美国对中兴断供。当时中美经贸摩擦正酣，但我认为这一事件与经贸摩擦的性质完全不同，是美国对中国掀起的另一场“战争”。对中兴断供的机构是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安全局（BIS），它是一个情报机构，每年对全球供应链、各国产业发展进行调研，同时它也具有司法职能和管辖权。也就是说，从那时起，美国对华同时发起了两场不同的“战争”——贸易战和科技战。实际上，美国对中国的断供一直就有，比如《瓦森纳协议》就对技术出口进行管制，但中兴事件标志着美国对华系统性科技围剿的开始。过去五年，我一直在从供应链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各种封锁和围堵，最终决定写这样一本书。

        《21世纪》：近年来，全球化不断遭遇逆流。在新冠疫情、俄乌冲突、能源危机、地缘政治危机等重重挑战之下，你怎么看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？过去，全球供应链发展主要由效率驱动，如今出现了怎样的变化？

        林雪萍：在过去的二三十年，即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全球化1.0时代，供应链是跨国公司最重要的武器，它们利用供应链在全球寻求最好的专业分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企业关注的重点是效率和成本，这也是全球化1.0的重要特征，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的超级工厂。但从2018年开始，很多西方国家逐渐强调供应链安全，推动世界进入全球化2.0时代。从新冠疫情开始，安全因素被进一步放大，很多国家开始思考口罩这样的战略物资是否应该本地化，而不是全球化。2021年前后的“芯片荒”导致传统汽车产业受到巨大干扰。许多企业家在重新思考供应链是否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。随着地缘政治因素被不断放大，安全因素在企业供应链布局中的优先级也被大幅提高，成为效率和成本之外的关键考量因素。

        从全球化1.0转向全球化2.0

        《21世纪》：你在书中指出，过去，在全球化的演变过程中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超级工厂模式，中国供应链成为全球化运转良好的基石，美国和中国则是塑造这一格局的关键力量。现在，这一模式正在经历巨大挑战。在从全球化1.0到全球化2.0的转变过程中，中国和美国的角色有怎样的变化？

        林雪萍：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1.0中，中国和美国是两个相当重要的力量，它们在全球寻找让效率最大化的供应链。虽然亚洲四小龙也有专业化的分工和产业迁移，但它们的发展受限于自身的经济体量和劳动力规模，直到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，凭借纵深的市场和大规模的劳动力以及原有规划体系齐全的基础，成为重要承接之地，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。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，美国也通过这种结合将德国、日本、英国等国远远地甩在身后。

        在全球化2.0中，目前来看，规则的设计仍然由美国主导，它希望将更多工厂分散出去，在中国之外形成新的制造基地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与美国存在更加明显的竞争关系。然而，二者仍存在非常强的依赖。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来说，中国仍然是重要的消费市场，而且美国的许多产品也依赖于中国的制造能力。因此，美国一方面想将产业迁移，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保持依赖，这种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。

        供应链的核心价值在哪？

        《21世纪》：你在书中强调，一个国家供应链的强弱，跟人们朴素的认识往往有很大的差异。高效运行的供应链应该具有哪些特性？

        林雪萍：供应链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社会学关系，有时候你看不到它，即便是最大的公司也要与不起眼、不知名的小公司进行连接，如生产螺丝钉或产品包装的公司。这意味着供应链背后有很多隐藏的连接关系。从2018年开始，尽管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并对高科技产品出口实施管制，但华为仍然表现出强大的韧性，没有像美国想象的那样被一拳打倒，展现出了强大的抗击打能力。如果说美国政府对“卡脖子”的先进技术有控制力的话，那么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紧密程度则被称为连接力。由于连接力的存在，当美国政府想要对供应链实施控制力时，常常无法全面展开，因为这会对自身经济造成损害。

        除了控制力和连接力，还存在对供应链的设计力。比如，在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管制措施背后，是美国的产业制度规范。对国家而言，供应链设计非常重要。比如，电动汽车产业在中国井喷式的发展，就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关键时间节点下对产业的培育和引导。政府对供应链的设计力，不仅可以让产业壮大，也能防止追赶者的超越。

        从“旧三样”到“新三样”

        《21世纪》：如今，新能源汽车、锂电池、太阳能电池等“新三样”的产品走俏海外，这些产业制造能力快速提升的关键是什么？服装、家电、家具等“老三样”的产业链出现怎样的变化？

        林雪萍：从“新三样”的角度来看，这仍然是供应链设计力的体现。以光伏产业为例，它最早在日本、美国及德国等地兴起，最终才在中国扎根。为什么这个产业一直没有在其他地方立足？这是因为它在过去很长时间成本一直降不下来，需要有耐心的公共政策扶持。“新三样”得益于政府花费大量精力的培育。大约是十年前，中国光伏产品的出口遭到了欧洲的“双反”，在这段特别艰难的时期，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国内市场的培育，让用户更好地使用光伏产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江西赛维LDK与无锡尚德都倒闭了，最终，这个产业涅槃重生。

        从“老三样”的角度来看，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，很多产品已经转移到海外生产。以家具产业为例，三合板运到越南也有关税，可见，即便是特别低端的产品也要经受关税对利润的挤压。尽管如此，中国的很多地方正逐步将部分制造能力向海外转移。以电视为例，2019年，在美国进口的电视中，中国占60%，墨西哥占30%；到了2022年，在美国进口的电视中，60%来自墨西哥，20%来自中国，10%来自越南。但仔细观察一下，在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电视中，有很多还是中国制造的——墨西哥最大的电视制造商是三星，然后是TCL和海信。这说明中国企业已经让供应链出海，通过曲线出口的方式在海外建立了制造基地。

        这种趋势现在传递到了“新三样”，很多光伏产品已经在越南和泰国生产，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也在走这样的路线。尤其是，去年生效的《美国通胀削减法案》要求越来越多产品的生产要在北美地区进行，这给“新三样”制造商带来了新的挑战。

        东南亚和印度各具优势

        《21世纪》：2023年，墨西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国。美国的产业回流政策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中国供应链的向外迁移有哪些特点？

        林雪萍：首先，这一轮产业迁移现象主要由外企拉动，而最大影响因素与地缘政治风险有关。谈到成本问题，我们在产业中存在一种现象，即产业溢出。例如，低端产业结构会由于成本原因溢出到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。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溢出与低成本有关，但现在情况不同，产业迁移叠加了对供应链安全因素的考量。在这轮之前，有些迁往越南的工厂（既有中国工厂，也有外企工厂）离开那里，比如，三星的电冰箱生产基地离开了越南，最终回到了韩国本土，这表明成本并非产业链转移的决定性因素。事实上，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与中国相比并不低，而且它无法满足企业对技能的要求。在很多越南工厂，企业需要派驻大量中国的技术人员，这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。此外，从供应链连接力的角度看，海外显然比不上中国。

        从供应链的角度看，越南、印度或者墨西哥目前无法完整替代中国。例如，越南的供应链仍然非常依赖中国，特别是在服装和机电方面，这使得越南对中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，而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。这表明越南需要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，然后在本地装配后向美国出口。在印度和墨西哥也是类似的情况。按照美国对供应链的设计逻辑，他们希望逐级把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，长远来看，这对中国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

        如何留下跨国企业的供应链？

        《21世纪》：你在书中说，美国对中国有两种围堵方式：一种是“脱钩断链”，另一种是“调虎离山”。能否展开谈谈？

        林雪萍：“脱钩断链”是指不仅不售卖芯片等产品，还会按照价值观形成联盟，例如与荷兰、日本等国联合，对中国半导体装备进行限制——这三个国家的半导体装备占全球的80%。由于中国供应链的连接力具有很大的韧性，美国把之前“脱钩断链”的说法改为“去风险”，虽然表达方式温和了一些，但推动方式仍然是“去中国化”。因此，美国会要求提高供应链的产地属性，以电动汽车为例，要求动力电池必须在北美生产，这就迫使很多公司在中国之外建立新基地。

        近年来，欧美商界广泛讨论的“中国+1”（China Plus One）供应链重组策略对跨国企业的影响非常大。这里有两点：第一个是地缘政治风险，第二个是在很多地方性贸易关税下，企业不得不将工厂转移到海外去。当它转移到海外去时，它会邀请它的供应商跟它一起调整，以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。这就是我所说的“釜底抽薪”，连锅和柴火都转移到另一个灶里

        《21世纪》：中国制造需要应对一个新命题，即如何留住那些“长腿溜走”的跨国企业供应链。面对竞争，中国需要如何应对？

        林雪萍：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跨国企业家的信心，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效率。随着全球化2.0的推进，美国希望在中国成熟供应链之外再新建一条平行供应链。我认为，未来必然是平行供应链的竞争。当前，新的供应链仍处于生长阶段，未来能否高效运转仍未可知。因此，我们仍然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提升供应链的效率。未来，我们也许会让更多转移出去的企业回到中国。

        供应链的壮大与城市的发展

        《21世纪》：从特朗普时期的“脱钩”到拜登时期的“小院高墙”，美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产业回流政策效果如何？对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？美国制造业的系统性问题在哪里？

        林雪萍：我们需要意识到美国在生物医药、航空航天、高端仪器仪表、半导体装备等方面一直有非常强大的制造能力。这些政策对美国进一步加强高端制造能力有很大帮助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些方案未必对美国的低技术制造有帮助，难以让它过去流失的行业重回美国。在过去的全球化专业分工局面中，美国已经失去了低技术制造能力。

        从这个角度看，中国现在不是要与美国的再工业化或者“回岸”制造竞争，而是一方面要应对美国对中国施加的管制断供，另一方面要应对新供应链的生长。

        《21世纪》：你在书中提到，供应链的壮大，会让一个城市不断发展。它会不断催生、裂变出新的就业，从而让本地制造枝繁叶茂。从城市同供应链的角度，请谈谈你在粤港澳大湾区调研走访的感受。如何让大湾区保持源源不绝的创新活力和不断升级的制造能力？

        林雪萍：近两年，深圳充满活力，引入了许多创新机构，例如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在深圳落地。我们发现很多创新是围绕着人来的，越是大城市，创新越容易发生。创新型制造需要多种元素组装在一起。例如，大疆无人机的快速发展与华强北的存在密切相关，因为每进行一个设计，很容易在华强北找到适合的零部件，快速生产出样品，并不断进行测试和迭代。

       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，低技术制造的流失对美国创新构成了损害。与之相反的是，深圳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混合体，既有高端设计，又有与之匹配的制造能力，二者融合在一起激发了城市的创新活力。供应链越复杂，需要的技能就越多，就会让城市吸引到多种技能的人才。

        中国企业应以“合成营方式”再出海

        《21世纪》：按照你的预测，世界各地的“分布式工厂”将开始繁荣。这给中国制造“再出海”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？

        林雪萍：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不能仅依靠产品出海参加全球贸易和分工，而是需要将供应链能力出海，用这种方式重新参与新的全球化，在全球化2.0时代继续占据主动。因此，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制造“再出海”。

        当前，全球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很多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本地化要求增加了企业出海的风险，例如，中国企业在印度电子产业遇到的各种事情。面对复杂的局面，我们希望中国企业能够采用供应链“合成营”的方式出海。所谓“合成营”，是一个军事术语，意思是将原来高级编制才会有的兵种，如炮兵、防空兵等下沉到营级作战单位。各部分各司其职、相互配合，让原本只承担某方面作战能力的营级作战单位，拥有了全面且独立的作战能力。

        企业在出海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，例如金融和物流方面的跟随。例如，对汽车产业来说，在印尼这个全球第四大人口国，日本车系占据了95%的市场。这是因为日本在全球布局产业从来不是生产基地的转移，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业体转移，采用了类似于合成营的方式，将供应链跟金融、物流、法规等一起打包进入。

        在中国企业新一轮出海中，我们不仅需要制造出产品，还需要考虑物流、金融和文化等因素，将它们打包在一起。中国制造再出海是再次主动拥抱全球化的历史性进程，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公共支撑平台，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好核心事务，保护好它们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。


        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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